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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事迹材料篇1
电话的发明者叫贝尔。他原是苏格兰人,生于1847年。24岁时移居美国,不久加入美国籍。1873年他已是波士顿大学语言生理学的教授。一次,他企图通过一根电报线来同时传递几个信息。他的设想得到了妻子梅布尔.哈伯德与岳父的支持。梅布尔是聋子,以前是贝尔的学生。她父亲较富有,为女婿的科学试验慷慨解囊,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贝尔的不少朋友却希望他钻研电报术。但发明家不以为然。他心里惦记的事,就是要完成传递人声的工作。他先试制成“谐和电报”——在一根导线上连接由带电芦苇组成的两个竖琴模样的集合。每根芦苇在导线的那一头都有同频率的对应者。贝尔把两个“竖琴”挂在磁性薄膜上。这薄膜是模仿人耳的一种装置。
有一天,贝尔的助手托马斯.沃森摆弄夹住了的芦苇,而贝尔却从导线上听到了邻室传来的拨动的弦音。他记下了事实,从而导致进一步试验。试验过程中,贝尔遇到不少困难。但他是个虚心好学的'人,因而在向别人求教时,得到过一些科学家的指导与帮助,其中有的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约瑟夫.亨利、爱迪生等。
1876年3月10日,贝尔通过送话机喊道:“沃森先生,请过来!我有事找你!”在实验室里的沃森助手听到召唤,像发疯一样,跃出实验室,奔向贝尔喊话的寝室去。他一路大叫着:“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
这样,人类有了最初的电话,揭开了一页崭新的交往史。1877年,第一份用电话发出的新闻电讯稿被发送到波士顿《世界报》,标志着电话为公众所采用。1878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
科学家事迹材料篇2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科学家事迹材料篇3
19世纪前期,许多化学家都赞同萨尔热拉尔的观点,认为只有多元酸才能制得酸酐。这种意见只是理论上推测,所以法国化学家德维尔并没有轻易附合,他决定用实验来制取一元硝酸酐。他在玻璃管内装满硝酸银晶体,管的一端与装着干燥氯气的管子相连,管的另一端的弯曲部分则浸泡在致冷混合剂中,用于收集反应物。当氯气刚一引入时,透明的硝酸银立即转化成白色粉末状的物质,而玻璃弯管的一端则开始凝聚无色的液体。德维尔正在思索液体是什么东西时,实验室的.门“哗”的一声被推开了,家里的侍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德维尔先生,太太她”德维尔赶紧往家里跑,直奔妻子卧室。
大夫迎面对他笑着说:“恭喜您,教授先生。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德维尔进屋安慰了妻子后,唱着歌走回实验室。闻到房间散发着强烈的氯气味儿时,他才意识到刚才手忙脚乱,忘记把实验暂停一下。他马上把所有窗户打开,然后走到仪器跟前。
咦,刚才无色的液体不见了,只有一种透明的晶体。这一定是固体硝酸酐,德维尔心想。他马上对晶体做了几次分析化验,结果证明他的想法完全正确。德维尔的研究推翻了热拉尔的流行观点。当他后来在巴黎作关于硝酸酐问题的学术报告时,在场的观众都是法国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对他的讲话报以长久、热烈的掌声。
科学家事迹材料篇4
1835年,20岁的乔治·布尔开办了一所私人授课学校。为了给学生们开设必要的数学课程,他兴趣浓厚地读起了当时一些介绍数学知识的教科书。不久,他就感到惊讶,这些东西就是这数学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于是,这位只受过初步数学的青年自学了艰深的《天体力学》和很抽象的《分析力学》。由于他对代数关系的对称和美有很强的感觉,在孤独的研究中,他首先发现了不变量,并把这一成果写成论文发表。这篇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后,布尔仍然留在小学教书,是他开始和许多第一流的英国数学家交往或通信,其中有数学家、逻辑学家德·摩根。摩根在19世纪前半叶卷入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布尔知道摩根是对的.,于是在1848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来为朋友辩护。
这本书是他6年后更伟大的东西的预告,它一问世,立即激起了摩根的赞扬,肯定他开辟了新的、棘手的研究科目。布尔此时已经在研究逻辑代数,即布尔代数。他把逻辑简化成极为容易和简单的一种代数。在这种代数中,适当的材料上的“推理”,成了公式的初等运算的事情,这些公式比过去在中学代数第二年级课程中所运用的大多数公式要简单得多。这样,就使逻辑本身受数学的支配。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趋于完善,布尔在此后6年的漫长时间里,又付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
1854年,他发表了《思维规律》这部杰作,当时他已39岁,布尔代数问世了,数学史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几乎像所有的新生一样,布尔代数发明后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欧洲大陆著名的数学家蔑视地称它为没有数学意义的,哲学上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怀疑英伦岛国的数学家能在数学上做出贡献。布尔在他的杰作出版后不久就去世了。20世纪初,罗素在《数学原理》中认为,:纯数学是布尔在一部他称之为《思维规律》的著作中发现的。”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世人对布尔代数的注意。今天,布尔发明的逻辑代数已经发展成为纯数学的一个主要分支。
科学家事迹材料篇5
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取丝绵。漂絮完毕,篾席上会遗留一些残絮。当漂絮的次数多了,篾席上的残絮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经晾干之后剥离下来,可用于书写。这种漂絮的副产物数量不多,在古书上称它为赫蹏或方絮。这表明了中国古代造纸术的起源同丝絮有着渊源关系。
根据考古学家的证明,在西汉早期,就已经有了质量较好,纸面平滑质地柔软的纸张,比东汉蔡伦造纸的历史早了三百多年,另外,在史书上东汉之前也有关于纸的记载,所以说,蔡伦不应该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当然,蔡伦在造纸历史上的功劳依旧是不可磨灭的,因为蔡伦的努力,为大家提供了适合书写、价格低廉的纸张,使造纸术得到了推广和普及。
关于造纸术的发明权,曾有过一些笔墨之争,考古学的一些发现又使这一争论呈现迷离复杂的情态。但是,笔墨之争也好,考古发现也好,都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否定蔡伦对造纸术的首创之功。蔡伦因这份首创之功而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今后也将被世人永久地纪念。
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文字记载,管理流行最广的是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中《蔡伦传》的记载。《后汉书·蔡伦传》中的记载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后来有些人们又对此提出了异议。曾经有人对《后汉书》作者范晔把握史料的忠实与否提出怀疑,认为范晔把造纸术的发明权归在蔡伦名下有玩弄文人笔法、夸大其辞之嫌,根据是范晔著书时所依据的原始史料《东观汉记》中对此事的说法有所不同。
?后汉书》成书于公元424年,这时蔡伦已死去300多年了,范晔著书所依据的主要原始史料《东观汉记》,是汉明帝时由大学士刘珍、班固等编写的国史。前面说过,东观”是东汉时的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蔡伦曾主持过对那里所藏史料、藏书的勘定工作。《东观汉记》中也有蔡伦的传记,那是在他死后30年公元151年、曹寿和延笃等奉汉桓帝之命所补充写就的。《东观汉记·蔡伦传》的作者们与蔡伦是同时代人。他们掌握大量事实材料。古时史官们写本朝的国史,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避讳一些事情,将这些事隐去不记,有时会对一些事夸大,但非万不得已不轻易为之,而对于蔡伦却没有这种隐瞒或夸大的必要。所以,《东观汉记·蔡伦传》中所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可信的。但是,《东观汉记》原书143卷在历代离乱变迁中到元朝就散失殆尽了,现存的'只有明清两代的辑录本。《东观汉记·蔡伦传》在清朝乾隆年间编订的《四库全书》中有辑录本。这个辑录本来源于明朝修编的全书《永乐大典》在这个辑录本中,对有关造纸的事情并列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蔡伦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作纸”;另一种是蔡伦“典尚方作纸”“上方”与“尚方”同义。第一种说法是说蔡伦主管尚方时发明了用树皮等原料造纸,第二种则说他主管尚方时尚方生产制造了纸。两种说法的差异在于是否有“造意”即有没有创造发明,争论就由此引起。
由于原书失传,这种争论只能是场缠不清的笔墨官司但是,这种争论无法动摇蔡伦作为造纸术的发明者的地位。《永乐大典》中并列的两种说法,少字而的讹传可能性远比多字而讹传的可能性大。因为人们抄录古书时,均抱有务求忠实的态度,特别是我们的古人,对典籍的尊重更非寻常,所以不谨而漏字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绝不可能去即兴发挥增添什么,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一点。再者,《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本人对宦官非常仇视,有许多抨击东汉宦官的言论。他即使玩弄文人笔法,也不可能对蔡伦凭空加以赞美之辞。仅此一条,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蔡伦造纸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除了对《后汉书·蔡伦传》中文字的争议外,唐朝以来的不少学者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早在蔡伦之前,汉朝初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用纸作书写材料了。因而,有人认为他只是在和帝年间督导尚方的工匠大量生产纸张;有人认为他比较懂得造纸技术,从而使纸得以成为皇家制造厂的产品;还有人认为他造的纸比以前的质量高些,加工精细些。这些说法都企图否认蔡伦拥有造纸的发明权。不过小编认为蔡伦是造纸的发明人确实也已经锤实,任何争论无法动摇蔡伦作为造纸术的发明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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